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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師徒關系迎來變革 “小師父”群體在崛起

www.kkari.icu 2018-09-19 11:30:14 中國青年網 我要評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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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著胸脯說:“我現在帶著兩個徒弟。”身材精瘦、個頭不高,別看他年紀小,渾身上下抖落著一股超越年齡的老氣,顯得非常自信。

 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著胸脯說:“我現在帶著兩個徒弟。”身材精瘦、個頭不高,別看他年紀小,渾身上下抖落著一股超越年齡的老氣,顯得非常自信。他是一名汽車裝調工,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車裝調工第一名的成績,走到了本屆“振興杯”的賽場。

  他在一家4S店上班,來之前,把工作交待給兩個徒弟,他才放心出門參賽。說起為什么會帶徒弟?他說加上實習,自己的工齡已經滿3年,前兩年,他跟著師父學習,已經能夠獨立面對疑難雜癥,過了一年,他就帶上了徒弟。

  “一個月,我起碼工作28天,徒弟跟著我干,他們雖然嫌累,還是愿意,因為他們能拿到最高的學徒工資。”易康笑著說。作為小師父,易康仿佛是使不完力氣的“小超人”,一旦工作就會入迷,也因此受到老板的賞識。

  在本屆“振興杯”的賽場上,像易康這樣有“小師父”身份的參賽選手還有很多。他們的技術水平普遍較高,都是所在單位的技術骨干,這些80后、90后甚至00后“小師父”群體普遍開始帶徒弟,已悄然成為技能傳承領域與過去的“老師父”帶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現象。

  喜憂參半的“小師父”們

  90后的楊治文沒想到,自己已經成為不少人的師父。他以蘭州職業技術學院教師的身份征戰“振興杯”。從這所學校畢業,進入4S店工作,修車手藝不錯的他,兜了一圈,又回到母校工作,成為一名老師,變化之快如同夢幻一般。

  從工人到老師,他身份的變化讓親友們刮目相看。當年,中專畢業的他,準備報考大專,有長輩曾委婉地勸他:“踏實學習一門手藝就行,沒必再要浪費父母的錢。”

  彼時,他還沒有大志向。在老家甘肅天祝,父親經營一家修車鋪,他從小在工具堆里泡大,父親希望他好好學習,不希望他繼承家業繼續修車。“沒辦法,我從小對汽車發動機感興趣,學習起來特別快。”楊治文說。

  畢業后直覺告訴他,鈑金行業更有前景,無論是新能源汽車還是傳統汽車,對鈑金修復有需求。他進入4S店工作,按照行規,跟著一個師父學習。沒多久,師父離職了,所有的工作,全部交給楊治文解決,擔子重了,機會也來了,所有的問題需要自己面對。3年后,他的技術突飛猛進,被蘭州職業技術學院作為人才挖走。

  在企業帶徒弟,到學校里帶學生,90后的“小師父”也會有煩惱。以前他修車,徒弟會跟在他的屁股后面,幫他收拾工具,很殷勤地打下手。如今,作為學校老師,給學生上課講解實操工藝。講臺下有些同學愛聽不聽,甚至會擺出一副與自己無關的態度,反饋寥寥。

  與楊治文經歷相似。1989年出生的魏澤生也遇到這樣的困惑。他發現,在企業中,徒弟對師父比較尊重,到了學校就不一樣了,有的同學還會直白地告訴他,讀汽車修理專業只是為了混文憑,將來并不打算從事這一行。

  為何會出現如此反差?相對于以前,如今年輕人就業的選擇更多,與師父之間不存在人身依附的關系,師徒關系、師生關系變得更加松散。在企業,原來只有老師父才有資格帶徒弟成為師父,如今由于生產需要,就需要更多的“小師父”帶徒弟。

  振興杯賽場上,記者還遇到了來自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的楊健,他是一位85后焊工。他坦言,現在的師徒關系正在發生變化。由于工作地點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草原深處,地理位置偏遠,愿意來工作的年輕人本就不多,學習焊接技術又不輕松,所以能帶上靠譜的徒弟并不容易。如果能找到稱心徒弟,便如獲至寶。

  個頭高大壯實的楊健,面對徒弟時卻小心翼翼,不太敢責難他們。與自己當學徒時,對師父畢恭畢敬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,楊健對徒弟的態度就像哥們兒一樣,下班之后,還會主動約徒弟吃飯喝酒培養感情。

  在“小師父”已經因為各種因緣際會走上歷史舞臺的今天,師父與徒弟如何互動,成為新的社會命題。

  “小師父”們面臨徒弟荒

  比賽一結束,焊工王振走到賽場外面,在樹蔭下一坐,打開一瓶水,一口氣就喝了大半。心情有些放松,他擼起袖子,手臂上露出了一些焊接留下的疤痕。

  身為90后的他是國家電網江蘇分公司的員工,他說自己剛干這一行時,遇到問題,就向有經驗的老師父請教,他也會到處拜師學藝。碰壁也是常事,有的老師父比較保守,不肯爽快教技術。他也學會講究策略,幫掃地和打下手。對方一高興,他就戴著面具,蹲在旁邊看,趁機多請教幾個問題。

  有時候,他還會“偷師學藝”。休息時,遠遠地看別人干活。有的焊接活兒比較難,他就會留心觀察焊接的手勢,不由自主地模仿起來,事后證明,還真能奏效解決問題。

  “現在我也帶上徒弟了,但巴不得把最簡單的技術教給他們。”讓他感到擔憂的是,年輕的徒弟們對焊接手藝并不熱愛。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離職,讓他難受了好一陣子。

  與王振一起參加比賽的搭檔余榮華,是一位80后師父,在國家電網浙江蕭山的一家公司工作,雖然獲得企業內部技能比賽不少獎項,參與焊接過世界最高的電塔,也曾帶過四五十個徒弟,但發現最終留在這個行業的徒弟只有三四個人。有的徒弟干一個星期就離開了。

  技工的人才流失,已經成為一個顯性的問題。2017年人才藍皮書《中國人才發展報告(NO.4)》報告顯示,我國高級技工缺口高達上千萬人。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,近幾年,即便國家對技術工人比較重視,但是因為從事技術工作相對比較辛苦,行業的收入和社會評價偏低,對年輕人難有吸引力。

  來自江西的參賽選手羅宏偉,通過層層篩選,以省賽第一的成績殺入振興杯決賽。他在方大特鋼工作,如今是一位85后的“小師父”。說起焊工的成長之路,他說得下笨功夫:“手上功夫的提高,還是要靠焊條喂出來。”

  近幾年,他也發現行業出現人才斷層,表現就是90后的徒弟少了,甚至還出現師父多徒弟少的現象。

  在他看來,這樣的情況并不一定是壞事,隨著社會的發展,年輕人的工作選擇更多了。與自己這一代相比較,90后和00后家庭條件好了,很多孩子沒有生活壓力,并不愿意來吃苦從事這一行業。

  與羅宏偉一起參賽的搭檔涂偉,是一名80后“小師父”,“我們這一代人,生活主要是靠自己闖出來的,現在的年輕人,即便找不到工作,父母也會管著他們。”

  王振與羅宏偉是改革的一代,趕上從國企向民企轉制的尾巴。從改革前的低工資到企業收入的提高,他們深知掌握一門手藝是很重要的事,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。而這樣的體驗,對于像他們徒弟這樣的年輕一代,幾乎是空白。

  “小師父”身段更柔軟

  記者在振興杯賽場遇到了90后參賽選手王林林,他是一個擁有10年工齡的“小師父”,來自北汽集團,帶過十幾個徒弟。

  “剛到公司時,我在生產線上的工作是調整車門間隙,不過我對修車很感興趣。”修車的崗位離他很近,一邊工作,他一邊還會悄悄觀察修車程序。他是一個愛琢磨問題的人,時不時地偷師學藝。最后,如愿以償來到修車的崗位。

  跟著師父學習了半年時間,他是一個好強的人,盡管進步很快,他卻覺得學習的過程比較痛苦,總是擔心自己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。

  成為師父之后,他才感覺當好人師并不容易。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,他也會著急,別人3分鐘干完,看到10分鐘還沒干完,跟不上生產節奏,他也會嚷上一句。

  “事后,我會找機會和徒弟溝通,讓他明白其中道理,會擔心徒弟產生抵觸心理。”王林林說出著急的真實原因,如果有一天徒弟們成為師父,需要獨當一面時,一定要有真才實學。

  他發現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,也有親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謀一碗技術飯,打聽了工作環境之后也就沒有下文了。

  王林林坦言,師徒關系正在發生變化。“工作時我是他們的師父,下班后大家就是哥們兒。”他并不介意徒弟們在飯桌上開他玩笑,怎么說都行,與傳統的師徒關系不同,畢竟他們之間年齡相差不大。但是他有一個原則,就是干活兒的時候絕對不能含糊。

  有人認為,傳統的師徒關系更像父子關系,而現在的師徒關系更像是朋友關系,交往更具有平等意識。但是這群“小師父”帶徒弟有一個特點,就是工作和生活嚴格分開,該較真時一樣不含糊。

  與徒弟相處最愉快是什么時候?王林林說:“有一次修復汽車凹坑,我就告訴徒弟把機器調到什么參數。”他在旁邊看,結果徒弟的操作一步就成功,這時他覺得特別有成就感。

  參加鉗工比賽的陳士銀話不多,不到30歲的他,目前在中信戴卡公司工作,如今也成為師父帶著一批徒弟。讓他感到自豪的是,前段時間帶著徒弟給一支世界知名的F1的賽車車隊做出了高質量的輪轂模具,還派上了大用場。

  “我巴不得把自己的技術全教給徒弟。”他并不是說大話。讓他記憶猶新的是,性格內向的他,自己做徒弟的時候,常常被師父吆喝,體驗并不美好。

  “我現在對徒弟會特別注意說話方式。”他發現,一些老一輩的師父會相對保守,不太愿意把技術手把手教給徒弟。在陳士銀看來,如今的鉗工不一樣了。他所從事的模具工作,對精度的要求特別高,精確到單位絲以下(1毫米=100絲)。要干好一個工作,更多的是依靠團隊作戰,因此在團隊中要有突出的“高峰”,還要有“高原”,單槍匹馬完成不好工作,必須要讓整個團隊強起來。

  如今,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學習技術。他認為,隨著技術的發展,師徒關系也要進行轉型,師父不能像以前那樣擺架子,而是要放下身段,對徒弟進行引導,通過密切的配合,共同完成工作。

  “小師父”應向“老師父”學習

  85后選手孫新宇,是兵器工業集團的一名鉗工,參與過坦克部件的生產,年紀輕輕就拿到了內蒙古自治區的五一勞動獎章。他直言:“我也走過彎路,多虧遇到了師父,讓我明確了發展方向。”

  進入單位不久,通過一些企業的技術比武,孫新宇獲得了不錯的成績。“當時,總是覺得管理崗位比一線崗位要好,就申請干調度工作。”20歲出頭的他,性格也比較內向,在管理崗位顯得有些捉襟見肘,干得不太順心。

  他的情況被同一個單位的師父張學海看在眼里,作為國家級技能大師的他,悄悄地把孫新宇叫到一邊,“干得不如意吧,我還是覺得你比較適合技術崗位,要不跟我干?”一番話,說到了孫新宇的心窩里。張學海也主動幫著他辦完內部調動手續,兩人確定了師徒關系。

  張學海沒有看錯人,從2015年開始,在內蒙古自治區的技能大賽上,徒弟孫新宇一步一個臺階進步,從省賽第三名,再到第二名,最后獲得第一名。

  今年44歲的張學海也發現,一些年輕人不愿意從事一線技能崗位工作。他培養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別——師父主動找徒弟。在企業中,他更多在觀察年輕人,覺得有人品不錯、肯下功夫學習的,他就會主動找年輕人談心,想辦法拉過來進行培養。

  “類似‘振興杯’這樣的比賽作用非常大,有年輕人看到孫新宇取得好成績,也會主動找到我,要求加入團隊提高技能。”張學海帶徒弟,并不會影響年輕人的本職工作,利用下班和周末時間,帶著他們鉆研技術。慢慢地,年輕人的技術也隨之提升。

  張學海探索人才培養的方法,值得“小師父”群體借鑒。這些年輕的師父雖然登上了歷史舞臺,但是如何帶好徒弟,他們才剛剛開始摸索。

  歸根結底還是要遵從人才培養規律

  去年,張學海專門到德國考察工匠制度。他驚奇地發現,德國也有師徒傳承的制度。一位德國同行告訴他,師徒制度還是從中國學習來的。新中國成立后,德國注意到中國的工業化迅速提升,其中發現中國師徒制度起到積極的作用,隨后就引入當地。與我國不同的是,他們對師父帶徒弟的數量有規定,不能帶太多的徒弟,以保證質量。

  張學海認為,隨著中國制造水平的提高,生產力發生變化之后,作為生產關系的師徒關系也要與時俱進,“小師父”群體的誕生也是應運而生的結果。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動的壁壘,讓想學技術的年輕人找得到師父,讓高水平的師父能找到好苗子,形成伯樂和千里馬的良好互動關系。

  除此之外,如何提升企業的工匠精神?張學海發現,在一些國企中,技能培訓容易流于形式,有的組織單位礙于人情,走一個過場了事。

  作為國家技能大師的張學海在職業資格考試過程中就進行調整,如果考試通過,培訓費用由單位承擔,如果沒通過就自己埋單。單位還規定,如果評上技師職稱,每月收入增加300元,評上高級技師,每月增加600元,讓普通員工能看得見實實在在的好處。

  “我還設計了60個課時的培訓。”張學海說,如果要通過考試,不能曠課,業余時間還要進行訓練。也會有人給他打招呼,由于有制度化的約束,也就不存在講人情走過場的現象。

  張學海坦言,設計這樣嚴格的制度,并不是難為人,故意不讓人通過考試,而是要提升工人整體的技能水平。工匠精神并不是口號,要落實在行動之中。

  張學海還發現,在德國,實際上真正頂尖的技能大師并不多,很多中小型企業都沒有高級技師。不過,德國整體的工匠水平非常高。

  “我國不需要把人人都培養成頂尖技術工人,事實上也很難,但企業不能缺技術領頭人,不能缺優秀的師父,在此基礎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,我國的技術人才會有高峰也有高原,制造水平才能轉型升級。”

  頂尖的技術人才該如何培養?他認為,應該發揮國內技能大師的作用,除了技能攻關之外,一定要承擔培養頂尖人才的職責。以點帶面,我國企業的工匠精神的氛圍才會越來越濃厚。

  張學海總結,年輕的鉗工成長的過程需要10年時間。不過,通過這幾年的培訓摸索,他有信心用3年就可以培養一個鉗工人才。在他看來,年輕人可以速成,但繞不開基本的教育規律,讓年輕人專注本職工作、持續地走下去是最難的。現在的年輕人很聰明,學了幾年之后自認為學到頭了,就離開這個行業。可是,沒有持續的積累,很難在行業中深入下去,最終只能淺嘗輒止浪費人才資源。

  “短跑大家都會,長跑卻很少有人堅持下來,如果未來要走得遠,還需要長跑。”他打了一個比喻,會“長跑”才能培育真正的工匠精神,也符合真正的教育規律。

  編輯:小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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